第632期:再好的考试,也不如陪伴学生一年的高中老师的评价更准确——关于高考40年的审辩式思考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7-06-28

 

 

632期:再好的考试,也不如陪伴学生一年的高中老师的评价更准确——关于高考40年的审辩式思考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按:本文刊登于《中国考试》杂志2017年第5期。

 

摘要:在从考查“知识记忆”转向考查“能力发展”方面,高考内容改革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在降低一次性笔试比重、实现多元评价方面,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招生制度改革的出路是,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对高中在校成绩进行校准。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已经走过了40年。40年来,高考一方面在教育领域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一方面遭到广泛的批评和诟病。对于高考,对于高考改革,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来评价,不能用简单的“成功或失败”来评价,需要进行审辩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

 

1      高考改革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恢复高考40年来,高考的考试内容以及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导向褒贬不一。笔者的基本态度是:高考在人才选拔方面总体讲,“高分低能”现象已经不算普遍,但是少数创新型人才在目前的选拔机制中并没有优势;高考在为大学选拔人才方面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为了给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转变教育观念。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一次讲座中听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学物理教师讲:“我教了30年的物理课。第一个10年,我是教物理;第二个10年,我是教探索;第三个10年,我不再是教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

这位物理老师的话,集中地说明了他在30年教学生涯中教学思想的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第二次是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

关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发展”,中国古人早就作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和“渔”之间有区别,“知识”与“能力”之间也有区别。在心理学中,能力和知识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知识与能力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活动的影响面不同。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在有限领域中的活动,例如,光学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解决有关光学方面的问题;能力则影响人在较广领域中的活动,例如,逻辑推理能力影响到一个人的多种活动。

伴随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知识的记忆和积累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在移动互联时代,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借助谷歌、百度等搜索工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所需要的特定知识。与以往相比,发展能力在今天变得更加重要。

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发展,注重对特定知识的记忆而忽视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以往教育的痼疾。我们需要完成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转变。

知识记忆考查比重过大,对能力考查不足,曾经是高考中存在的问题。降低对知识记忆的考查比重,增加对能力的考查比重,曾经是高考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实际上,在加强能力考查方面,早在1984年教育部就在广东省启动了“高考标准化改革”的试点研究。40年来,高考在从考查“知识记忆”转向考查“能力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4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以英语考试为例,“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高考的其他科目,也一直在向“考查实际应用能力”和“考查问题解决能力”的方向努力,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2016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思维教学年会》上,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东明学校李玉良校长在大会发言中说:“2016年山东省高考成绩明显下降,原因是经过多年后又重新采用了全国的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试卷,是因为全国卷实在是太难了!难在哪里?先看文科综合卷,历史考试越来越强调创新性,选择题的迷惑性越来越强;地理考试的逻辑性越来越强;政治考试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看理科综合卷,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越来越考查知识点之间的迁移和变化,越来越考查知识点之间的综合运用,越来越考查学生的创造性。”

李玉良校长的发言折射了高考的变化,折射出高考改革在从考查“知识记忆”向考查“能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当今,机关、学校、企业在人员招聘时,往往要“查三代”,并不太看重求职者获得硕士、博士的学校,更看重求职者获得学士学位的学校。这并不是一种行政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考整体的有效性。就某一单一科目讲,可能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但是从包含多个考试科目的高考总体选拔的有效性方面,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就是说,现行的招生制度在为大学选拔学生方面,在为大学服务方面,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就国际比较而言,高考在教育发展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在保证大学公平招生方面,中国大学的招生考试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招生方式之一。哈佛大学也好,耶鲁大学也好,有钱、有权势家庭的孩子是可以有优先权的,中国的大学从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在保证推动教育普及方面,高考也功不可没。

43-17=48/3=?在中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作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不足5%;在美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作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高达50%。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阻碍了人力资源开发,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使美国社会长期受到贫困、犯罪、吸毒等问题的困扰。

美国于2001年启动的教育改革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behind)。就一个都不能少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确实避免了一大批本来可能掉队的孩子掉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应试教育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劳动者不无关系。今天,美国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中国人挤占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美国的“精英教育”造成了一大批“掉队者”,造成了一大批学习不达标的劳动者。

 

招生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都不能少”,而是一个都出不来”(no child go ahead)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仅仅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而且培养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一大批科技和商业精英,使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美国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与其宽松的、非竞争的教育环境有关,这种教育环境,使孩子的好奇心、探究欲和创造力得到保护。在美国学校中,从小就注意发展孩子的审辩式思维,从小就鼓励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从小就注意保护孩子的个性和兴趣。

虽然高考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高考改革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批评。从那时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4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的升学率已经大幅上升,“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已经从小学向下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教育。

2001年中国启动“新课程改革”。十几年来,为了挽救小“范进”们,许多中小学老师在辛辛苦苦地进行着“新课程改革”。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轰轰烈烈搞课改、扎扎实实抓应试”的局面。如果招生考试制度和评价方式不改,所有这些老师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都会重新回到原点。

遇见困难绕道走,使许多问题累积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招生制度改革就是一个被“绕道走”了40年的难题。为了给创新型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今天再也不能“绕道走”,需要下决心推进招生制度的改革。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不仅需要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转变,还需要实现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的教育观念转变。不能再将学生视为一个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鸽子”,而应将学生视为一个有尊严、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孩子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智力和心理发展的水平,每个学生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自学能力、好奇心、求知欲等心理特点,很难通过一次性笔试来进行考查。因此,在招生中需要降低一次性笔试的比重,给那些与学生相处一年或几年的高中教师一定的发言权,给那些将要在大学与学生相处的大学教师一定的发言权。

今天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一次性笔试比重过大的招生方式,对基础教育产生两个重要的负面导向作用:一是冲击了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几乎摧毁了教育的“传道”功能;二是扼杀了儿童的好奇心,用外在的功利动机取代了基于好奇心之上的内在的探索动机,扫荡了儿童的学习兴趣。今天改革高考,主要是希望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1][2]

今天,高考改革反对者的一个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维护公平”。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考是今天世界上最公平的大学招生方式之一。改革并不是因为高考不公平,而是由于现行高考制度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

在降低一次性笔试的比重方面,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尚任重道远[3][4]。考试是一种经济、简便的人才评价方式,是有其局限的。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必定是“标准”的,以相同的题目按照相同的程序测试所有的考生,按相同的规则给所有考生打分。但是,并不存在“标准的”考生,每个考生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生活环境、教育经历,都具有能动性,以相同的“标准”测评“不标准”的考生,这是考试最根本的局限性。在“标准化考试”中,一些创新性优秀人才未必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给潜在的创新性优秀人才提供机会,需要降低一次性的、终结性的考试在招生决策中的比重,需要引入一些相对长期性的、形成性的评价方式。今天,中国面临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选拔和培养出需要的优秀人才,必须给创新性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

 

出路在哪里?

 

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负担和独特国情,虽然可以借鉴和参考别国的成功经验,但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以照搬,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大学招生考试的新路,必须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招生考试办法。

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其中,最不合理的是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使本应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在大学招生中发挥评价作用。在我国目前信用制约缺失的环境下,需要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未来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出路是: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对高中成绩进行校准,统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5-7]。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招生改革方案。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中,高中成绩、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可能包含笔试和面试)互相补充,共同成为招生决策的依据。在中国,很难照搬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中国,缺乏制约高中教师和大学招生教师正当行使自己的发言权的信用环境。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招生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统一考试来约束高中和大学适当地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这一方案的突出特点是,既给了最应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充分的发言权,又保证了大学招生的公平性,使受到不同学校综合评价的考生在大学招生选拔中受到同等的对待。既注意到评价的效度,也注意到评价的信度和可比性。

这一方案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长期的“形成性评价”取代了一次性的“终结性评价”。由于高中教师参与评价,影响评价的将不仅是一次性的笔试成绩,还包括教师对学生平时学习状况的综合评价。

在这一方案中,实际上是以“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取代了原来单纯笔试的评价方式。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许多重要的能力因素,很难通过笔试来考查。在大规模统一考试中进行面试很难操作。在这种中学教师参与的招生方式中,实际上实现了笔试和面试的结合。

这一方案使一些非智力因素被包含进招生考虑之中。智力固然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责任感、勤奋、毅力等非智力因素也同样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忽视非智力因素的考查是现行招生制度的重要缺陷,也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上真正的一流大学在招生方面的差距。在这种中学教师参与的招生方式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些非智力因素包含在评价过程之中。

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对高中成绩进行校准采用测验等值技术可以实现。借助现代教育测量学的研究成果、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完全可以借助统一考试在各个学校的校内考试成绩之间建立可比性。这一方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妥协方案”

2014年6月9日,现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呼吁“创新、创新、再创新”,呼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正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正是为了扭转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正是为了给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就是为了尽快以“创新驱动”取代今天的“组装驱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教育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我们必须下决心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让考试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考试自身质量的“服务”。

 

参考文献

[1] 谢小庆. 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J]. 中国教师, 2007(4).

[2] 谢小庆. 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J]. 中国教师, 2007(10).

[3] 谢小庆. 降低招生中考试比重,增加考试中能力比重[J]. 湖北招生考试, 2005(10).

[4] 谢小庆. 降低考试比重,增加能力比重[N]. 光明日报, 2006-10-18(?).

[5] 谢小庆. 就高考改革给省教育厅长的一封信[J]. 北京文学, 2006(2).

[6] 谢小庆. 以统一考试校准高中成绩的高考改革方案[J]. 考试研究, 2006(3).

[7] 谢小庆. 如何进行高考改革[J]. 领导者, 2009(26).

 

李玉良校长说:“十几年来,山东在高考分数上第一次与北京接轨了”。



 

要知道,2000年,完全相同的一套试卷,山东、湖北与北京一本线相差100分。那时,北京考生考570分可以读北大,山东、湖北考生考570分还不一定进一本。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段子,谈到建筑工地上一位湖北籍民工与一位北京籍工程师的相遇,当年前者的分数远远高于后者。

十几年后,山东高考分数与北京的接轨,包含着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人员们的努力,反映了高考改革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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