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十年代，邓小平和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间就有一场著名的舌战。当时邓小平谈吐机敏，很有威力，被赫氏称作“很难对付的小个子。”自那之后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了，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全世界说：“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岁月流逝，世事多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又有了缓和的迹象。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国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贸易活动开始恢复了，从 1982年至1986年，两国贸易增长了六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想进一步与中国改善关系。1989年5月，56岁的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北京，会见了86岁的邓小平，这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达 30年的脱离接触之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话，显示了他出色的外交口才。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他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
     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新约。
     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肋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由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在隔断三十年后，两国之间要重新交往起来，就应该十分谨慎而有原则。邓小平的外交口才是十分出色的，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他首先谈了历史上英，日，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直言不讳他说：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是毫不客气地当着戈尔巴乔夫算了一下两国的旧帐。旧帐不能不算，两国要重新往来，发展关系，过去的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而俄国人过去欺侮我们，让我们受的气也不能白白吞下去，所以，邓小平旗帜鲜明，冷静客观他讲了俄国过去对中国的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当然，讲过去也是为了未来，所以他又说：他讲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求辩论，只是想使苏联同志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脑了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这些话说得十分明智，十分有分寸，它们既体现了我国政府与苏联发展关系上的积极态度，同时又能在暗中制约苏联人，让他们今后在与我们打交道时不要旧调重弹，要更公正，更平等，更合理一些。因此，邓小平的这些话是讲得十分高妙的，它看似寻常但却意味无穷，效力无穷，没有非凡的外交天才和谈话艺术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