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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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另据《孟子·公孙丑下》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上推，西周始年应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H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

　　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工程”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从这组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14C年代测定，并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得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

　　与推定克商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殷墟四期为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经多学科合作，“工程”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