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嫂，女性。1987年某日来心理咨询门诊求助，当时已48岁。胡嫂是由单位负责人送来的。据同事们说，自 1979年起，她就经常和别人争吵，性情急躁。1983年某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病”，没有住院，在门诊检查，服药。领导为了照顾她，分派她做轻工作。人少，安静，没有很多人干扰她。而F却认为领导在孤立她、冷落她。虽能完成任务，但“疑神疑鬼”。单位里的同志劝她找心理咨询医生谈谈。医生单独会见了胡嫂，她表现得很有礼貌，愿意叙述她的生活、工作经历。年轻时在某杂志社任会计。1963年25岁时结婚。丈夫是“摘帽右派”，夫妻相处很好。“文化革命”中，由于丈大的原因，她也被批判，被孤立，心情很不好，只是默默地工作。1979年，国家形势好转，想好好工作，但发现同事对她仍然瞧不起，心中不满，即表现急躁，经常为小事和同事们争吵，控制不住自己烦恼的情绪。1982年又经常失眠，非常容易激动，从而担心自己患了精神病，即主动到某精神病院去看病。而医生和单位负责人了解情况，先让她服用小量镇静药。领导人和医生谈话后，在会上宣布她有病，为了照顾她，调她做轻工作。
     在新环境里，接触的人少了。以后发现同事们都不理睬她，躲着她。便推想一定是领导在有意孤立她，因而更生气，也就去主动接触别人。记得两年前曾和一个同事吵了架，她被打了，领导没有惩罚对方。联想起来，更肯定领导是在孤立她，欺负她，经常压抑着自己的怒气。月经期情绪更坏。胡嫂在叙述这些经历时，态度有些不冷静，但讲话有条理。把和同事们关系紧张的责任归之于别人，但也并不完全坚信她自己的推论。医生让她对自己的个性给以自我评论时，她说，自幼聪明，好学，能干，事业心强。承认自己有些多疑。她说，自从结婚后，“一切都不顺利”，非常烦恼，觉得周围的人都和她”过不去”。对这位妇女进行了精神检查没有发现精神病的现象。她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很焦急，怕真地患了精神病，愿意遵照医生嘱咐服药。根据她的历史和表现，可以排除精神病的可能。其所以陷于烦恼冲突的状态是由于她个性好强，多疑，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造成人际关系的困难的结果。当然，和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孤立的经历也有关。医生帮助她分析造成目前处境的个人方面的原因，同时指出，据医生了解，她单位里的领导人确是同情她、关心她的，不能用以前的想法来评价新环境，应跳出个人造成的孤立地位，主动和别人交往，停用一切药物。病人冷静地接受医生的建议。医生也把这个建议通知她的单位领导人，请他们帮助安排胡嫂做正常工作。
     3 个月后，胡嫂单独来找医生，说她采纳了医生的建议，主动和本单位里的同事接近，发现大家对她都很好，才明白以前自己太多疑了。自己有成见，不能客观地对待和理解别人对她的关心。他说，最近她所在的科室有一任务要到外地出差，天热，别人不愿去，她承担了下来。自称有信心成这项任务。医生鼓励她承担这一任务，并嘱咐她正视自己的具体缺点，主动和人交往，与人为善，好好完成任务以证明自己是有工作能力的。胡嫂表现乐观。这个来询者的个性缺点并不突出，但生活中的坎坷经历使她心情抑郁，变得敏感多疑，以致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不能客观地分析环境，形成人际关系紧张并进入恶性循环。也还能接受医生的咨询帮助。一旦能冷静地分析客观环境，认识自己，便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善人际关系，苦恼也消除了。有的来询者为了某些苦恼无法解决来求助，而这些苦恼来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如配偶、父母、子女等。由于双方自己意识不到的原因形成人际关系紧张而无法避开或解决，心理咨询医生就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双方进行咨询帮助。这就是婚姻咨询或家庭咨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