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公约》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准则性文件，它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将那些被认为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古迹和自然景观，让全人类承担起保护的责任。世界遗产分为三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1985年11月22日，中国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中国确定2006年6月10日为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并且以后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文化遗产日。截止到2005年7月，中国已有物质类世界遗产31处，非物质遗产4处；截止到2005年7月，中国遗产数目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位居世界第三。

　　中国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中国是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符合文化遗产全部标准的最多遗产数量，中国拥有符合世界遗产标准最多的遗产，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最多的城市。

　　[点拨]中国拥有最多的世界遗产的国家，但是也是损坏最厉害的国家。是申报重要还是保护重要？我们不禁掩卷深思。

　　[适用话题]此素材可适用于“高瞻远瞩还是鼠目寸光”“涸泽而渔还是用之有度”

　　或是“保护重要还是申报重要”类话题。

　　申报世界遗产热方兴未艾堪喜堪忧？

　　这股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使我们想起这些年很响亮的一个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似乎不过是一种门面，一块招牌，只是把四面八方的商贾招来的几声吆喝，真正的”主角”是经济。这种“招财进宝”的模式运用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管理中，自然会延伸出一种”古为今用”的三段论：不遗余力地包装文化遗产；兢兢业业地将文化遗产申报为”世界级”；迅雷不及掩耳地将文化遗产货币化。至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那可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建设现代化宾馆出了火灾，有的管理人员不仅不为文化遗产的灰飞烟灭痛心，反而振振有词：“文化遗产顶个屁，他能给我发钱？”文化良知的沉沦，触目惊心。目前后浪推前浪的申报世界遗产热，会不会又将那些后备名单上的优秀文化遗产抛入简陋经济思维的炼丹炉中，被彻底地商品化呢？

　　这绝非杞人忧天。根据1999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凯恩斯决议”，从2000年起，已有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国家每年仅能提交一项提名。中国2004年的提名项目为吉林省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的首选项目为澳门历史建筑群。这就意味着中国100多个”预备”者要排队等候一个多世纪，才能陆续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在这漫长的期待中，经营和管理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部门、官员、开发者会如何对待手中的这笔“资产”？社会各界人士又应该如何保障这些民族瑰宝的完整形态与文化价值？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需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文化项目专员木卡拉先生最近说：“中国应当暂缓申报世界遗产”。其中的弦外之音，也是一种提醒。

　　[点拨] 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报前抢“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申报成功，日思夜想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产保护、爱护遗产等等，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自认为，开发、利用历史遗产，借遗产发财是自己的事，而对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则属国家和别人的事，这种只“申”不“保”，借”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影。

　　[适用话题]此素材适用于“申报文化遗产不应惟利是图、急功近利”或“申报文化遗产量力而行”“和保护背道而驰”等话题。

　　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浪潮中，总是一个好消息带出一串坏消息。远的不谈，最近刚刚被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列入人类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就传来了有关部门要对怒江进行13级梯级水电开发规划的消息，引起文化学家和生态学家的一片哗然。近日，中国最宏伟的文化遗产长城，也被世界遗产组织列入了“濒危”名单。联想起这些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再被国际组织亮出”黄牌”，警告声不绝于耳，不能不让人为我国另外一部分更为庞大的文化财产——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的100余处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命运担忧。这支“后备”队伍流光溢彩，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粹：河南安阳殷墟、西安碑林和古城墙、汉长安古城遗址、桂林漓江、丝绸之路、杭州西湖……这个名单还在迅速扩大，仅在北京市，不久前就轰轰烈烈地将潭柘寺等七个文化遗址申请列为预备名单，其他地方的申报热也方兴未艾，热浪滚滚。问题是，我国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29个项目尚且屡屡遭到侵害，这些“后备”者如何才能确保金身不破，完完整整地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