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赵长天（《萌芽》杂志主编、“新概念”作文大赛倡办者）陆继椿（华师大一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单士兵（中学语文教研员、来信读者）

　　主持人：高考将近，今年作文题目会考什么，好多老师、考生、家长都把“宝”压在了“非典”上。抗击疫情，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确是当下的最热话题，可把它当作高考题目，合适吗？

　　赵长天：首先要搞清，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承载什么？是人性、是情感、是审美，更多的是细部的关怀。思想、道德、责任教育，理应由政治课完成，这是一种科学分工。高考作文以“非典”为题，不是不可以，但要考量出发点，如果过多的强调教化，很可能失之空洞宽泛。“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尽管这样的观点已经广为接受，但过去的印痕依然留在很多人的不经意间。

　　单士兵：以“非典”为题，很容易使考生滑入张扬道德的探讨，使“考语文”陷入“考道德”的怪圈。报章媒体的“非典”报道，何止成百上千，道德的基调早已确定，甚至“非典”反思都已铺天盖地，一旦进入怪圈，考生不敢突破，也难以突破。“考道德”，文字反映与真实想法间，距离何其远，不仅无谓，也必然落空。

　　陆继椿：我们讲言为心声，鼓励学生讲真话，但有明确道德判定的事件，不利于讲真话，往往真话被高调掩盖，大气被大话遮掩。换成一般事件，更容易让学生的文思自由流淌，迸发火花，只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即可。

　　主持人：从历年的高考题目看，出题者倾向于“宏大叙事”，命题与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与此相反，当代文坛越来越流行经验性、个体化，在如此背景下，高考命题该选择“非典”这样的大事件吗？

　　赵长天：不要把小说都写成了“大说”。文学的任务，不是笼统地讲社会，而是深入关注具体事情，最多是“微言大义”，《红楼梦》开篇就讲了这个问题。高考作文，对于小的题目，考生往往能从自己出发，因人异而文异，五彩斑斓。而大的题目，容易让人形成习惯思维，摆相似的事实，讲相似的道理。为什么喜欢出“大事件题目”，因为我们的作文教学一直是“中心思想第一位”，可道理说得不好，文章往往难看。“新概念”作文吸引人，正因为它不要求讲道理，文无定法。

　　陆继椿：中国传统文化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修齐”而“治平”是读书人的最高目标。这种文化影响传承至今，影响着高考。高中阶段的年轻人，应该对人生、社会有一定的思考，但如果题目过大，就成了“小朋友指点大世界”，装出大气的模样，为赋新词强说愁。

　　单士兵：如果每年高考都拿个社会热点说事，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命题狭窄的死角。盲目追逐热点与求实创新的素质教育意识背道而驰。

　　主持人：诸位都认为高考不宜拿“非典”出题，但从技术角度看，这种可能性还存在吗？

　　陆继椿：我不主张猜题，但按照高考作文出题规则，过热题目要避开，也就是说，一个好题目，首先应该让大家很难猜到。从这个逻辑点出发，我认为今年高考不该、也不会直接以“非典”为题。当然“非典”引起了许多思考，比如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关系、风气的扬弃……这些间接的题目，还是有可能涉及的。对于这些题目，切口要小，娓娓叙来，宣言书式地讲大道理，文笔再好，也难有新鲜感。

　　赵长天：如果真的出“非典”的题目，就很需要考生有勇气，比如光讲“非典”时期个人心理的微妙变化，也许它与主旋律无关，但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好视角，但学生敢这么写吗？这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输了可以轻轻挥手明年再来，这是高考“生死场”。尽管现在高考阅卷改为三人复审，比过去科学了，但“真金蒙灰”的风险依然存在。

　　单士兵：真的有点担心，一旦以“非典”为考题，那些抄袭或仿作报刊，情节、结构、立意都雷同的文章会远远多于往年。在我的身边，甚至有人请来“枪手”操刀代笔，背熟“非典”，以期高枕无忧。只希望，6月7日打开语文试卷，带给我们的是清新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