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群来自远东地区的登山者来到我们的驻扎地附近，我比较不喜欢他们，因为很多人有吃狗肉的习惯，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令人讨厌味道。又过了几天，登山者们在山上遭遇雪崩，他们与基地联系，我们的任务也来了。

　　说实话我并不想出发，但救援是我们的天职，一千多年来，从事我们这一行的已经救了成千上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巴里的家伙，他在一次暴雪中救了40个人，1814年他去世时，人们为他建了一座纪念碑。

　　这次任务中和同伴背下来11个远东登山者，还剩下2个，其中一个处于昏迷状态。但我的同伴们死活不靠近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的味道告诉我们：他们吃过很多狗肉。

　　作为队长，我还是跑过去给那位清醒的登山者引路，并把他带到他昏迷的同伴面前。他犹豫了好一阵，显然人在心里盘算是否该救自己的同伴。我和同伴们立刻围了过去，暗示他必须马上救走同伴，我们威胁的眼光中，他被迫把同伴背了起来，在我们的引导下，他们终于到达安全地带。

　　后来他们回国了，按照他们国家的习惯，也许这会成为好人好事的典范，说不定那个“救人者”会到处作报告，绘声绘色说如何救了同伴。不过在我们看来，救助陌生人就已是天职，救自己的同伴又有什么值得称颂？这种行为被称颂只说明一件事：救同伴都已经是稀有事件，更何况还是救陌生人？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叫贝多芬，我并不是音乐家，而是一只圣伯纳救护犬。从这次事件后我决定退休了，因为来这里玩的远东人越来越多，而在远东很多地区绝大多数圣伯纳的命运是充当肉狗而不是工作犬，是的，一只中华田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