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学业会商”制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有个正在北大就读的儿子，刚刚在广州受聘为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的李敖，也被记者问到了他作为家长的感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李敖对北大总体上是肯定的，除了对他捐了款建议修建的胡适像仍未树立起来稍有微词外，对会商制度也说了一句，“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过分了”，这大抵是因为儿子李勘“已经进入排行榜，理由是上网成性”。

　　李敖读大学的时候，应该属于“非主流”类别了，其所作所为，比“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价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厉害得多，虽然学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思想偏激”是逃不过去的，放在如今的北大，毫无疑问要被列入会商名单中。有这样的父亲，李勘被“会商”当然不奇怪，只可惜，李勘是因为“上网成性”这个学生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风采是远不如乃父当年了。

　　会商制度被媒体曝光后，遇到很多质疑，因为这是在北大，批评者主要担心此举会扼杀学生个性，伤害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作为中国年轻人中的精英，北大学生除了要做好学问，理所应当还要关注社会和公共议题，如果北大的学生沦落到连食堂饭菜涨价都不能批评的地步，那该有多难堪、多尴尬？

　　哈佛大学的比尔·盖茨同学，在校期间就无心向学，但也没听说校方对其进行会商，最终其退学下海干个体了，但是，时间证明，盖茨的退学，一没有影响其个人成长，二没有影响哈佛的人才培养。北大推行会商制度，据说只是针对学业困难的情况，如果学生出现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准严重不符合北大要求的情况，予以关注乃至给予帮助都是好的，但批评食堂饭菜涨价式的“思想偏激”显然和学业困难没有什么关系，当年台湾大学的李敖同学，思想偏激得很，学业却是非常优秀的。

　　会商制度受到质疑后，北大进行了灭火的工作，推出了一个主动要求会商的典型，据说该学生因“网络成瘾”(十大会商理由之一)，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分要求毕业，因此提出会商请求，希望能再学习一年。校方经过会商，同意该同学延期一年，现在该同学学习状态良好，预期能顺利毕业。这位同学哪里是请求会商，分明是成绩不好，请求宽限啊！有了会商制度，学习跟不上、毕业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通过会商获得腾挪的空间，那对于学业的要求还有什么意义呢？大学的意义在于培养人才，而不是保证招进来的学生都能领到一张毕业证。

　　我读大学的时候，全校约8000本科生，每年都有几十人退学，主要的原因便是考试不及格，一学期四门，或在校期间累计五门不及格，就“斩立决”了，没价钱可讲。那些被退学的同学，思想并不偏激，就是学习能力差一点，也没打算去做比尔·盖茨，大多还是准备混个毕业证去考公务员，或是找份像样的工作，被退学这种处理，短期内对于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会商的年代，真是可惜了。 □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