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国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 　　　
　　　
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上述两种前景、两种可能性。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做出新的回应。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执政党对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的新的回应。 　　　
　　　
既然从客观上说，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第三，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5]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6]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7]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