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所谓机会的社会转型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陷入金钱、地位的争夺游戏。高考成为中产阶级的角斗场。而高等教育真正的价值所在，已被集体迷失。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9月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相比在国内接受教育、参加高考，富豪们更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国际教育，出国留学。

胡润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按年龄来分，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爱英国留学，26%选择美国；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爱美国留学。

中国教育部发布统计数据称，从1978年至2015年年底，我国的累计出国留学人数为404.21万，年均增长率为19.06%。也正是在海外教育需求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增加了海外投资的比例并考虑移民。

据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是他们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原因，占比19.4%；而让子女接受国际教育刚是中国高净值人士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占比21%。

根据《2016中国高净值人群出国需求与趋势白皮书》，子女海外教育低龄化趋势明显，六成以上人群选择高中及以下学龄阶段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也有超过一半选择大学阶段。

调查结果现实，高净值人群送子女去海外接受教育最主要是为了寻找优质教育资源，期望通过海外教育模式培养子女独立思考、沟通、创造力及领导力等各方面能力。这样即便日后回国发展，相信也有助于创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此外，为了给下一代的教育做出更好的规划，很多高净值人士很乐意在教育上做投资，一般在子女准备读小学时便设立教育基金。通过设立家族委员会或是咨询专业人士，设计完善的家族信托架构，通过信托来确保在教育上的投资；而且专业人士往往会在学校的选择和参观方面为其提供建议或协助。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育——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种种现象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

当前的中国社会，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不同背景的家庭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

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大学，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谓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事实上，这取决于大的社会结构，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其次，取决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

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虽然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孩子除了拼高考，还有什么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