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段时期。当时鸦片战争的失败已使清朝上层一些人士认识到西学乃一“图强御侮”之道，而且强调不仅要学其“船坚炮利”的技术，还要学其声、光、电、化的“格致之学”，以期能“探索科学根底”，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①，由此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化学书籍，并使西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理论知识引进阶段。其主要表现是，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书籍《博物新编》（1855年），成为中国传播近代化学理论知识的开端；第一次在《格物探原》（1856年）中把西方的Che mistry译为“化学”①一词，为化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译名，并沿用至今；创办了从事翻译工作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和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1867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化学专业译著《化学入门》（1868 年），特别是由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和中国学者徐寿（1818——1884）等人合译出版了一整套化学专业系列著作，其中包括相当于普通化学的《化学鉴原》（1871年），相当于分析化学的《化学分原》（1872年），讲述有机化学的《化学鉴原续编》（1874年）和无机化学的《化学鉴原补编》（1879年），还有相当于定性分析化学的《化学考质》（1883年）和定量分析化学的《化学求数》（1883年），以及《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 年）和《西药大成中国名目表》（1887年）等，已经开始比较全面、系统地引进了当时西方比较优秀的化学著作。此外，还有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化学须知》（1879 年）、《化学源流》（1879年）和《化学新编》（1896年）等理论知识书籍，以及《制火药法》（1871年）、《西药大成》（1879年）、 《冶金录》（1873年）、《回热炉法》（ 1877年）、《硫强水法》（1877年）、《造铁全法》（1877 年）等化学工艺著作。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通过清廷设立的翻译机构系统地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近代化学和化工书籍，比较主动地引进了较多的化学理论知识，为近代以至现代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