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政府的封建剥削极为苛重，由最初的度田收租改为按口收米，每口三斛，后又增至每口五石，比西晋的课田租大大加重了。又“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更是巧立名目，百端榨取。至于调发百姓充役，或为运丁，“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东晋政府虽严禁编户自由迁徙及隐藏寄附流亡户口，公布“藏户当弃市”的严峻法令，也不能阻遏逃亡之风。
     刘宋大明二年（458 年）诏：“往因师旅，多有逋亡”，萧齐永明十一年（493年）诏书又提到江淮人民“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梁时贺琛也指出，州县“惟事征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逃浮人户的大量存在，始终成为国家编户减少的因素之一。东晋南朝时期（317—589 年）是我国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时期。虽然各朝的统治者和世族豪强，骄奢淫佚，贪婪榨取，史不绝书，但在这两个多世纪中，南方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繁荣的小康局面，在北方避乱南下人民和南方人民的共同劳动下，使南方经济在东吴开发的基础上，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为中唐以后经济重心自北向南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在动乱中遭受破坏及人口波动幅度较大的北方地区，已逐渐上升并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
     南朝如将上述士家豪族荫占的户口，不在州县编户的吏户、兵户、匠史、寺院僧尼、白徒、养女和依附农民等“不书名籍”的人户，以及逃浮人户等全部估计在内，当数倍于州县的编户。其总数约在300至400万户，1，500万至2，000万口之间，使历来依据官方统计到唐天宝元年（742年）南方人口始第一次超过东汉永和年间的水平的说法，提前了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