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八起“六君子”案。在民国之前封建社会的七起中，最早的一起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周伊等六人为民请命，反对“榷茶”专卖而受刑罚。第七起是1907年同盟会发动成都起义事泄，王树槐等六起士被捕遇难，时亦称“丁未六君子”。
     历史上的“六君子”大多表现了志士为民为国捐躯的高风亮节，受到后人的钦佩。然而，民国初年曾轰动一时的杨度等“筹安六君子”却不然。他们原先并非遗老遗少，有的还是为世人嘱目的进步人物。如孙毓筠，早年是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声名仅次于黄兴。刘师培早年曾是同盟会内最热心的反清革命鼓动家。胡瑛做过武昌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湖北、山东都督。李燮和也是同盟会员，当过武昌政府的长江下游招讨使，曾有功干上海光复。杨度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爱国反帝运动。至于严复，更有享誉一时的大学者，他译的《天演论》风靡海内。
     可是，推翻清帝制后，他们6人却甘心当起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竭力为袁贼“洪宪登基”奔走呼号。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南方护国军和全国舆论一致要求将复辟帝制之祸首通缉归案，以平民愤。“筹安六君子”自然也属“文臣”祸首之列。但在北洋政府以总统黎元洪名义颁布的《惩办帝制祸首令》中，“六君子”只剩下了杨度与孙毓筠，“其余一律宽免”。
     此令一出，全国舆论大哗。但8个月后，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竟索性颁令，对被通缉的复帝祸首一律予以赦免。后来.“筹安六君子”中李燮和老死于湖南；孙毓筠客死于开封；严复、刘师培病逝于北京；死前皆悔恨不已。胡瑛晚年参加过湖南“驱张（敬尧）”之役，算得是将功补过。而杨度其后则幡然悔悟，晚年经周恩来介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