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群生态学的角度来考虑，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是现代应用生态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之中，人类无疑是最高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是自然界里最强大的“捕食者”，因为一切生物资源都在人类利用之列。从长远利益来讲，即便是为了自身，人类也应该是“明智的捕食者”。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由于“过捕”而破坏生物资源的例子却比比皆是，而且，这种现象目前还在继续。比鸵鸟还大的恐鸟是被毛利人斩尽杀绝的；从1870年到1880 年，布尔人消灭了两种南非斑马；曾多达几十亿只的北美漂泊鸠（又名旅鸽）也已于1914年灭绝。白令海峡的斯氏海牛，从被发现到绝种，前后才不过27年。在自然界中，大象、犀牛堪称强者，但是，由于象牙、犀角值钱，一些人就不惜采用杀鸡取卵的方法，无情地杀戮它们。随着犀角价格的急剧上涨，犀牛的数量却直线下降。据1969年估计，肯尼亚尚有18000头犀牛，当时犀牛角的批发价是每千克46港币；到1979年，犀牛角价值上涨为每千克3375港币，而犀牛的数量却下降到1500头。如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这些可怜的动物就难逃灭绝的厄运了。除直接捕杀外，破坏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和把大量农药或有毒物质施放到环境中去的作法，也使许多生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在中生代末期，平均每1000年才有一种鸟兽灭绝，但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就有一种鸟兽灭绝。估计到80年代末期，可能每小时就会有一种鸟兽灭绝。对于珍贵的稀有生物，应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对于数量较多的资源动物，则要合理地、科学地利用。过捕显然不对，但是，对它们不加管理或不充分利用也不对。我们的任务是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物资源，同时又不影响其持久利用，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研究资源的“最大持续产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