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誉为“衣冠王国”，不仅赞美了我国衣服、冠冕的悠久历史和它的千姿百态，更重要是表达了衣和冠对我国以文治、礼教立国原则的症结所在。以现代人的眼光，服装需要适应场合是可以理解的，若连帽子也作诸多限制，则一定被视为吹毛求疵。
     可是，在先秦时候对冠的要求实际上绝不亚于服装方面。并且当时的冠制直接表现了礼教和等级制度，对后世影响殊为深远。因而借此谈谈冠在先秦时代的具体作用和演变，藉以解释中国衣、冠被并颂的原因。在周代以前，冠是一种“正名”，是身份、地位的代表。“书·金膝”中记载：“王与大夫尽弁”。
     弁就是冠。而平民百姓不许带冠，只能用布巾蓄发或让发披露。故此他们被呼作“苍头”、“黎民”。冠在当时便成了两个阶层分野的具体代表。彼及周代，冠和礼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规定为各个等级的礼数。在“礼记·玉藻”中记道：“玄冠未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绘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规定了天子、诸侯、士大夫各自的不同冠制。这是不可逾越的，否则便是违礼乱教。
     同时，冠还是古代男子成年和认可学习正道的标志。那就是冠礼。“礼记·玉藻”中说：“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午大厦。”裘帛便是皮裘帛衣；大厦是大禹制订的乐午。因而冠又成为学礼的先决条件，冠礼更是人生的重要日子。难怪当时行冠礼时，不但要占卜问日子，就连请来的宾客也得占问一番。（《礼记·冠义》，“冠礼筮宾，所以敬冠事”（筮是用蓍草占卦）。这种冠和礼的结合，不断抽象，使冠成为带冠阶层的精神支持；对冠居然而然的产生出特殊“感情”。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孔子弟子子路，因卫国李姓之乱入都城靖难，与叛党大战。子路的缨（冠的系带）被击断，同时自料不敌，便说：“君子死，冠不免。”结果“结缨而死。”（引自《春秋左传·哀公十五年》）这故事显示冠已被精神化为“正名”支柱的事实；换句话说，冠到春秋末时，已从身份地位的代表，转化为具体代表身份地位的抽象物了。
     这种以冠为礼的转变，影响遂深，如东汉班固两都赋所说的“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就十分突出了冠盖和公相的相互关系。虽然这种制度在后世逐渐松驰，但冠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身份和礼教的反映，而且自后各代都加以规限。这就是“衣冠王国”之所以衣、冠并题的原因。对冠制的研究，实际就是对各朝典章和意识形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