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魏晋以来，纠合乡里保据坞壁的豪强地主，其依附人口佃客、部曲等对官府“皆无官役”，每一坞壁事实上就等于一个小的独立王国，北魏初期，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并进而任命坞主为宗主督护，以行使基层政权的职能。太和十年（486 年），李冲在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时说：“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事实上，北魏荫附之风，有的远远超过三五十家，如赵郡平棘人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今河北隆尧）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即其一例。
     三长制推行以后，党、里、邻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在均田制下，又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比过去九品混通征收租调负担有所减轻，这就使大批荫庇户口脱离豪强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农民，“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北魏的户口数字，据魏收《魏书·地形志·总序》云：“正光（520—524年）巳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杜佑《通典》即据其说，但改末四字为“倍而余矣”，并注引西晋太康初245万余户云：“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魏书·地形志·总序》仅泛称“正光已前”，未确指其具体年代。另据《图书集成·食货典》作“孝明帝囗年”，则当在孝明帝即位至正光元年以前，即熙平至神龟年间（516—519年）。《总序》又云：“永安末年（530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之世（543—550年）以为志焉”。
     所录武定之世的户数为2，007，966 户，这一经过北魏末期大动乱“生民耗减，且将大半”以后的户口记录，与《通典》所推算孝明帝正光前最盛时的户数不谋而合。史载：北魏时“阳翟（今河南禹县）一郡，户至数万”，后“户口租调，十亡六七”。至东魏武定时剩14，802户，由数万户降至1.4万余户，即此一例，亦足证北魏正光时户口远过于东魏武定之世。原属于刘宋的淮北青、冀、兖、徐四州及豫州淮西诸郡，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归入北魏版图。这些州郡，《宋书·州郡志》有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记录，其中归魏后辖县没有变化的济南等十二个郡，与《魏书·地形志》武定之世（543—550年）的户口记录相对比，户数平均增加了2.4倍，颍川郡（今河南长葛东北），甚至增加达十二倍，其户口增加之大，亦可证实《通典》根据《魏书·地形志·总序》正光时户口倍于太康而作出的户五百余万的推论，是完全可信的。北魏户口的增长，除人口的自然增殖外，主要是在三长制、均田制和以“一夫一妇”为纳税单位的租调制三者相互配合之下，“苞荫之户可出”，即大户分解的结果。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相当于北魏地域的各郡国，计有户4，766，412。
     北魏正光前（520年）在经历380年之后，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户口，已恢复并超过东汉时的水平。北魏后期，均田制、三长制逐渐破坏。孝庄帝在位时（528—530 年），殿中侍御史宋世良“诣河北括户”，得丁“倍于本帐”，荫庇户口的情况又普遍起来。《通典》述及尔朱之乱“官司文簿又多散弃”时云：“今按旧史，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魏末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户口数字又下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