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发展
来源:互联网发布时间:2009-06-22
汉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东汉末期，北方军阀混战，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其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受到边远地区游牧部落的侵占，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与此相反，江南地区自孙吴以后，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所以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首要特点。从东汉末年起至元统一中国，中国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循环之中。经过长达400年之久的封建割据，隋重新统一中国。隋代，全国有郡194个，是秦时的4.85倍，县1255个，较秦增加了50％左右。这意味着隋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隋的郡县比为 1:6.5，大大小于秦的1: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继隋之后的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15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域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这也是今天省、地、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由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
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1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1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自秦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首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唐代长安也不例外。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长安所辖的长安、万年两县有近8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43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彻底破坏，荡然无存，由此丧失了作为中国都城的资格。继五代之后的北宋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甚至认为在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次“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早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货币经济。但当重农的周王朝确立其统治后，商业就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市场被置于宫城之后的一个特殊地域，设立市官，定时交易，超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允许的。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限制，但不久秦汉重农抑商的政策重新导致固定的、僵化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城市居住区也开始模仿市场管理制度，里变为坊，四周环绕围墙，设置管理人员，定时出入。唐长安、洛阳两城的兴建，将上述坊市制度发展到顶峰。长安城居住区有108坊，其中市场仅分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尽管市场内拥挤不堪，营业范围却不能任意扩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要突破坊市制的桎梏。唐代晚期，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行，在扬州、成都等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夜市。五代时期，夜市进一步发展，致使宋太祖即位后不久正式下诏不得禁止夜市，于是，传统的市场模式的时间限制被消除了。北宋中期，又出现了破墙开店的现象，封闭的坊开始瓦解。这样，坊市制度就全面崩溃了。坊市制度的崩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由定时限地的古代型商业向全天的、不受地点限制的近代型商业转化，封闭的城市开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化。
（2）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我国的镇和草市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的镇属于边地军事系统中的低级驻军单位。宋代，镇逐渐向地方行政系统转化，其中经济功能突出者，成为县城以下的城市型聚落，又可分为交通型、商业型、手工业型等不同职能类型。著名者如港口镇青龙镇，为今日上海的前身，制瓷手工业镇景德镇等。宋代的草市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附郭草市，本身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其中有些草市的面积还大大超过城的面积。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周期市场，属于农村聚落。但当规模扩大后，可升置为镇或县。镇和草市的出现，使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
（3）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宋时，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都开封城内的人口有近10万户，约50万人。由于当时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范围，估计盛期时开封城内外人口有60万。较唐长安城增长 1/3。加上十几万禁军、宫内人口、僧道、游民等不入籍人员，开封人口最多时估计接近100万，是我国有史以来可以较为确信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南宋是偏居江南的小朝廷，都城临安的人口少于开封，但估计仍可达70万人左右。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1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1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自秦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首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唐代长安也不例外。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长安所辖的长安、万年两县有近8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43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彻底破坏，荡然无存，由此丧失了作为中国都城的资格。继五代之后的北宋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甚至认为在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次“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早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货币经济。但当重农的周王朝确立其统治后，商业就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市场被置于宫城之后的一个特殊地域，设立市官，定时交易，超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允许的。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限制，但不久秦汉重农抑商的政策重新导致固定的、僵化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城市居住区也开始模仿市场管理制度，里变为坊，四周环绕围墙，设置管理人员，定时出入。唐长安、洛阳两城的兴建，将上述坊市制度发展到顶峰。长安城居住区有108坊，其中市场仅分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尽管市场内拥挤不堪，营业范围却不能任意扩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要突破坊市制的桎梏。唐代晚期，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行，在扬州、成都等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夜市。五代时期，夜市进一步发展，致使宋太祖即位后不久正式下诏不得禁止夜市，于是，传统的市场模式的时间限制被消除了。北宋中期，又出现了破墙开店的现象，封闭的坊开始瓦解。这样，坊市制度就全面崩溃了。坊市制度的崩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由定时限地的古代型商业向全天的、不受地点限制的近代型商业转化，封闭的城市开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化。
（2）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我国的镇和草市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的镇属于边地军事系统中的低级驻军单位。宋代，镇逐渐向地方行政系统转化，其中经济功能突出者，成为县城以下的城市型聚落，又可分为交通型、商业型、手工业型等不同职能类型。著名者如港口镇青龙镇，为今日上海的前身，制瓷手工业镇景德镇等。宋代的草市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附郭草市，本身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其中有些草市的面积还大大超过城的面积。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周期市场，属于农村聚落。但当规模扩大后，可升置为镇或县。镇和草市的出现，使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
（3）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宋时，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都开封城内的人口有近10万户，约50万人。由于当时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范围，估计盛期时开封城内外人口有60万。较唐长安城增长 1/3。加上十几万禁军、宫内人口、僧道、游民等不入籍人员，开封人口最多时估计接近100万，是我国有史以来可以较为确信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南宋是偏居江南的小朝廷，都城临安的人口少于开封，但估计仍可达70万人左右。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