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罗楚鹏（C.P.Lo ）于1975年曾根据香港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用这一方法分析了香港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化。香港人口统计地域单位27个。他从两次人口普查中各抽取20个数据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两年的数据指标基本相同，但因两年人口普查的指标本身有变化，因而有少数指标有所不同。因子分析的结果，1961年的资料归纳出六个因子，它们是：①高收入海外人士；②低收入白领及蓝领人士；③老年工作者；④年青的移民；⑤种族；⑤性别。六个因子解释84.34％ 的变量变差，其中头两个因子就能解释总解释量的60.47％。1971年的资料归纳出五个因子，它们是：1）高收入非广东人士；2）低收入蓝领人士；3）高收入海外人士；4）公共屋村居民；5）性别。
     五个因子对变量变差的解释量为85.15％， 其中，前面三个因子最重要，占75.2％。分析表11－1所示每一个因子对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量，说明每个因子与各变量的关系，从而显示出各因子的特征。如 1961年因子，高收入海外人士比在其它国家出生人口（因子载荷量 0.943）、受大专教育（因子载荷量0.903）、中等年龄组（因子载荷量0.898）、居住免费房屋等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大，关系密切。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61年香港因子生态的模式是种族、社会经济状况和年龄与性别起主导作用。种族是社会经济的指示剂，也就是说，少数海外人士通常处于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年龄与性别是人口统计特征，与生命周期的阶段相联系。
     在1971年的因子结构中保留了第1、2和6号因子，但因子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1961年的第一个因子，即高收入海外人士，在1971年退居第三位，而被两个新因子，即高收入非广东人士和低收入蓝领工人所取代。在1961年的因子中，老年工人、年青移民和种族等三个因子在1971年中消失。这反映了年老者在1971年无需再从事工作，社会照顾较好。60年代移民多，他们到达香港后常常同乡同里聚居一起，到了70年代，随着政府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将大部分人口迁移和分散在各区的公共屋村，故年青移民和种族因子为公共屋村因子所代替。性别因子还保留，反映香港在男女平等方面仍然有问题。收入状况对香港社会结构，进而对土地利用影响很大。作者进一步进行了聚类分析，通过联系树把性质相似的地域单位聚集成社会区，结果把 27个人口统计地域单位组合成五个生态人口统计区，它们是：
     （l）高级居住区。主要包括山顶、半山和九龙塘，居住在这里的都是高收入的海外人士，中国及非中国籍的专业人员、富商。（2）商业和中级居住混杂区。包括中环、大坑、北角和尖沙咀。中环是中心商业区，尖沙咀是中心商业区的延伸，大坑和北角是新的商业区，发展了一些中高级的住宅区。（3）旧的蓝领和白领人居住带。包括上环、西环、湾仔、油麻地、望角等，是历史上中国商人兴办的商业和仓库地带，是商业、居住混杂区。（4）城乡边缘地带。包括湾仔、南区、筲箕湾、何文田、牛头角、荃湾等，土地利用以小型农业、渔业、工业、居住及其它非居住用地为主。（5）农业区。包括其它农业区及大埔等新城。
     分析这两年的生态人口统计区的变化，虽然五个分区不变，但在空间分布上略有变化。城市生态结构由1961年的扇形类型向1971年的多核心类型转化，并且社会经济、家庭、种族和房屋状况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具体表现在高收入的高级住宅区已由以前的西环、石塘咀等地迁往半山区，九龙半岛的高级住宅区则仍在九龙塘。商业和中级居住混杂区，在九龙半岛仍维持在尖沙咀、红磡、土瓜湾、启德等；香港岛方面因中环商业发展，住宅渐渐改建成商业建筑。旧的蓝领和白领人士居住带因人口膨胀，渐渐向外围扩展。变化最厉害的是政府办公大楼纷纷在城市边缘兴建。本质上，因子生态分析法毋须作任何假设，而是纯粹的归纳。但是亦可以借用史域奇及贝尔的假说，以检验归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