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    

臧克家（1905年生），现代著名诗人，山东诸城人。193O年考入青岛大学，得到闻一多先生直接帮助和鼓励，更热衷于新诗创作，和陈梦家同为闻一多先生培养出来的诗人，被人称为“闻门二家”。他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1933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1934年出版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诗集《罪恶的手》。抗日战争爆发后，访问战地有五年之久，写下《从军集》《泥淖集》滩上吟》等诗集。1942年去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接着出版了诗集《泥土的歌》和长诗《古树的花朵》。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主编《文讯》月刊，先后出版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小说集《挂红》等。1948年因受国民党当局逼迫逃至香港。1949年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务。出版诗集《春风集》《一颗新星》《凯旋》《欢呼集》，长诗《李大钊》，还写了《学诗断想》等论诗著作。文革后，仍有诗作不断发表。他的早期诗作《老马》《老哥哥》》春鸟》，解放初的诗作《有的人》，都是脸炙人口的名篇。    

二、藏克家《三谈（有的人）》。    

一篇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产生在浓厚的生活里。这是我坚信不移的一条真理。    

1949年为了纪念鲁迅而写的《有的人》这首诗，反应是强烈的，但我和鲁迅无一面之缘，这情况怎样解释呢？    

在鲁迅逝世13周年的时候，我去瞻仰了他的故居，回头来就写了这篇诗，这岂不是即兴而成？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说来话长呵。    

我和鲁迅虽然没见过面，但我对于他是尊敬而又有亲切之感的。1923年我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新文艺，自己也从事习作，这时候我就读过鲁迅的《呐喊》、《热风》、《野草》和由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等。读他的书，景仰其为人，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黑暗时代，鲁迅的作品像一道明光，引导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探索，郁抑的心情好似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口子。1926年，我奔向武汉，在大革命中作了一名士兵。这与鲁迅、郭沫若在思想上的启发是大有关系的。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我跨进了大学的门。读鲁迅的书越来越多，对他崇敬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强烈。那时候，阶级阵线分明，与国民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十分剧烈。鲁迅、郭沫若、茅盾，在我们心中，是左翼文化阵地上的三面大旗。鲁迅的那种爱憎分明、坚强战斗的精神，鼓舞斗志，万人景仰，而他的文章有如利刃新发于硎的寒光闪闪，使同志奋发，使顽敌胆丧。    

1942年8月，我到了所谓“战时首都”——浓雾滚滚的山城重庆。10月18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纪念鲁迅逝世6周年，老舍主持会议。宣布开会之声刚落，成群特务把老舍架了起来，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被迫散去，特务追踪，人人愤怒！另外一次，我伴同许寿裳先生从歌乐山赶多到市内参加纪念会，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6年到1948年，我在上海，也有两次在大戏院子里开大会纪念鲁迅逝世，宋庆龄、郭沫若等许多文化界领袖人物都参力。了，结果与重庆纪念会情况相同，特务甚至把签到簿也抢跑，使千人大会，未能终场。这种会场如同战场，使我感受深刻极了。    

1936年鲁迅逝世了，举世悲悼，万人送葬。鲁迅支持的《作家》杂志，约我写首诗，我以哀悼深情写了《喇叭的喉咙》这首诗。    

记得1948年，在鲁迅逝世纪念那一天，我同几位朋友一同到郊外的公墓去凭吊，一口小土坟，一尺小石碑，上书“鲁迅之墓”四字。一代民族英雄，文坛巨臂，死去之后，只有黄土一抔！我们徘徊又徘徊，久久不能去。我们来去，都有特务的眼睛盯着，有的，还替来参拜的同志“留影”追踪。鲁迅受到亿万人民的敬爱；而国民党反动派，连他的坟头也望而生畏。    

记得很清楚，1935年，我在临清中学教书，暑假回到母校——国立山东大学所在地青岛。遇到肖军同志，他力劝我给鲁迅写信，并把“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12号”的地址开给了我。但我，不能写信。在新军阀韩复第的统治下，我没有写信的自由！我的学生因为什么“嫌疑”有两名被捕了，我们满腔悲愤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过日子。我没有给鲁迅写信，但先后把两本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寄去了。    

上面我简要地述说了我怎么读鲁迅的书，崇拜他的人，怎样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思想上受到他的教育与影响，感情上对他如何地亲切而敬爱。虽然没见面，而精神上的感召是深切之至的。

这是一个方面。再就另一个方面谈一谈。

我在《有的人》这首诗里，处处用了对比的手法，刻画了地主、官僚、反动阶级人物的卑劣与无耻，以反衬无产阶级的代表鲁迅的伟大与崇高，这一点用不着多说。我对这些反面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了全利旨掌的。因为我已经76岁，清朝末季、北洋军阀、中华民国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我不但耳闻而且目睹，不但目睹而且是印象深刻、感慨万端的！这些反动家伙，残民以自肥，踏着人民的骷髅，把自己升成“伟人”！他们生能享大福，坏事做绝，还妄想死后留名，万古不朽。为自己树碑立传，纪“功德”，开“神道”，想得很美：“留芳万世”。你觉得可笑吗，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呢。    

两相对比，看一看，想一想。巴。   

鲁迅是不朽的，但他想“速朽”，愿成了“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而那些反动的家伙，人类的渣滓，却“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    

人民是最有权威的，也是是非分明的。那些人民之敌的坏东西，早已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而鲁迅的大名呢，却永垂史册，受到人民的崇拜和敬爱。    

我写《有的人》，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痛切的个人感受的。它虽然写的是纪念鲁迅，但读者会从中体会到关于人生意义的哲理，引起对革命人物的崇敬之心，对反动家伙们憎恨之情的吧。    

三、这首诗选入语文教材时，作者臧克家同志所做的几处修改及其意义。   

著名短诗《有的人》选入语文教材时，曾经臧克家同志修改，虽然改动不多，但从中可见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兹略述体会女。下：    

（1）原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   

改作：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这样改不仅笔墨精炼了，更重要的是改后愈加准确、形象、深刻。试想，“刻在”和“刻入”，深度不同，“刻入石头”，形象地表现了这些人妄图“不朽”的痴心梦想。“不朽”加引号，更显讽刺意味。修改后的“石头”之后，以逗号点开，句末的“头”（tou）与“朽”（xiǔ）押韵，使语句更具音乐美。    

（2）原句：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    

改作：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倒”和“垮”，两个动词在程度上有差别：“倒”者未必垮；“垮”者必倒。“垮”比“倒”在程度上更进一层，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的满腔愤恨之情。此外，这样一改，“垮”（kuǎ）与下句的“人民永远纪念他”中的“他”（tā）字也同韵。    

（3）原句：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    

改作：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当”与“作”，属同义词。这里之所以修改，主要可能是从平反角度考虑的。原句中的“当”（dāng）属平声，“当”字前后的“民”（mín）、“牛”（niú）字皆平声，转用一反声字“作”（zuò），可使诗的语言更富抑扬顿挫之感。“纪念他”改作“记住他”，在感情深度上也有显著的不同

此外，《有的人》一诗的分行、标广、符号的调整，以及篇后写作时间、地声、的补充，都使全诗更臻完美。诗人精益求精的写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