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冬天，在山东和直隶交界处的一些州县的坟镇里，到处可以见到设坛习拳练功比武的人群。有的独个打拳踢脚，有的几个人对打。被叫做大师兄的壮年人仔细观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发现破绽，就马上出来纠正，有时候还自己做几个示范动作，让大伙儿跟着练。练过一会儿，大师兄走到圈子中间，向师弟们传授戒律。他用严肃的声音领头，青年们跟着念：“不贪财，不好色，不许为自己而讲私情，不准因公事而报私仇，不能以强欺弱，颠倒是非。立志杀洋人，灭赃官，为民除害。”这些设坛习拳的组织名叫“义和拳”，是早就活动在山东、直隶一带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以练习武艺、耍拳使棒著称，同时又讲迷信，画符念咒，说只要请神附到自己身上，就能刀枪不入，等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盖了很多教堂，利用传教来麻醉中国人民和进行间谍活动，还霸占老百姓的田地房屋，欺压当地群众。一旦冲突起来，清朝官府总是站在洋人一头，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百姓。老百姓有冤无处伸，就去找义和拳帮助。义和拳也总是挺矛挥刀，为受害的穷人报仇雪恨。这样一来，在反洋教的斗争中，义和拳日益活跃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反帝力量。清朝政府得到报告，立即下令镇压，并派毓贤〔毓yù〕为山东巡抚，对付义和拳。毓贤接连出了八次禁绝义和拳的告示，可是毫无用处。他想派兵前去镇压，又怕义和拳人多心齐，武艺高强，打不赢还要赔老本。正在毓贤左右为难的时候，慈禧太后命令各省自办团练，毓贤就顺水推舟，出告示承认义和拳是民间团练，改名叫义和团。从此义和团就成为公开的组织，更加活跃了。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平原县强占民房民地，建起许多教堂。这年秋天，教徒李金榜无故欺凌侮辱岗子李庄的李长水等群众，还向县衙门诬告李长水等抢了他们的东西。知县蒋楷命令县里的捕役全部出动，到岗子李庄去抓了几个义和团的人。李长水听说后十分气愤，可又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就到在平县〔茌chí〕去请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前来帮助。朱红灯是山东泗水县人，以卖药行医为生。他曾经领导长清县（现在的齐河县）义和团开展反洋教斗争，烧了徐家楼的教堂，没收了几家大地主和反动教徒的家产。那场斗争被清朝政府镇压下去以后，他就带领一部分队伍辗转来到茌平，和当地义和团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在群众中威信极高，成为高唐、茌平和平原一带义和团的领导人。得到李长水求救的消息以后，九月初（公历十月），朱红灯带领高唐、茌平、长清等地的一部分义和团骨干来到岗子李庄，并且通知平原县的义和团员前来会合。几天之内，就有一千多名义和团员带着武器和干粮，来到岗子李庄。庄里住不下，他们就在村庄周围搭棚居住。蒋楷得到这一消息，立即纠集平原县和邻近的恩县（现在的恩城县）的所有清兵和捕役，向岗子李庄扑来。义和团早有准备，等敌人走到岗子李庄东北角的时候，一声呐喊，两名青年战士突然冲了上来，一刀一个，把两个打旗的清兵杀死了。清兵见军旗己倒，立刻大乱。只见大队义和团战士排成四个人一小圈的队形，象旋风似的轮流往前冲，扎着红缨子的长矛挥舞不停，系着红布的大刀寒光逼人。
     清兵和捕役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掉头就跑。哪知腿脚又不听使唤，怎么也跑不快。义和团战士直杀得他们人仰马翻，鬼哭狼嚎。蒋楷本来坐着大轿跟在清兵后面。一见清兵旗倒兵溃，吓得浑身象筛糠，用颤声问随从的人：“骑马快，还是坐轿快？”随从人员说：“马快。”蒋楷说：“那就把马拉过来！”随从人员把蒋楷从轿子里拉出来扶上马背，蒋楷捡回了一条命，一溜烟儿向北逃跑了。清兵和捕役一见，都无心恋战，稀里哗啦败退下来，义和团获得全胜。蒋楷逃回县城，立即向巡抚毓贤报告。毓贤闻报大惊，马上派济南知府卢昌诒〔yí〕叫和统领袁世敦带兵赶到平原县。卢昌诒和袁世敦先派人到岗子李庄去张贴招抚告示，想对义和团进行分化瓦解。派去的人提心吊胆地走到岗子李庄，刚要刷浆糊张贴告示，就让义和团团员发现，立即被轰了回去。朱红灯料到清军还会前来挑衅，决定以攻为守，带领团员去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教堂和庞庄教堂，并在途中选择有利地形，痛击来犯的清军。第二天，清国在袁世敦的带领下来到岗子李庄，却不见义和团的踪影。有的人就高兴地说：“义和团害怕呢，自己躲走了。”袁世敦查看了义和团的住处，皱着眉头说：“情况不好！看来义和团不是散了，很可能是去攻打县城，咱们得赶快回去。”他们急急忙忙赶回县城，见城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才喘了口气。可庞庄马上有人来报告说：“听说义和团正准备攻打庞庄教堂，请大人赶快派兵救援。”卢昌诒和袁世敦连忙派了一批清兵去庞庄。这批清兵刚走，恩县那边也有人来告急，他们只得再派一批人去。
     不一会儿，又有人报告说：“义和团驻扎在离县城不远的森罗殿，得赶紧想办法。”卢昌诒、袁世敦和蒋楷想了一夜，决定由他们三人分别带兵，分三路去进攻驻扎在森罗殿的义和团。义和团早已作好准备，当袁世敦的先头部队扑来的时候，朱红灯身披大红斗篷，骑着大红马，带领战士们向敌人冲去。青年李金贵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军旗，用力左右挥动旗杆，接连打伤几个清兵。其他义和团战士也挥舞长矛大刀，一齐杀向敌人。也有的战士使用土炮轰击清军。清军虽然配备有新式洋枪，但是人人怕死，个个退缩，在义和团的猛烈反击面前乱成一团，遭到了重大伤亡，败下阵来。袁世敦见势不妙，拔出宝剑拚命高喊：“谁后退就斩谁！”可兵败如山倒，他哪里能阻止得住？连自己也随着大流，后退了好几里。退到小马庄，才发现卢昌诒和蒋楷正躲在这里。卢、蒋二人本来只是惧怕上司的命令，才硬着头皮带兵来打仗，所以行动很迟缓。他们带兵出城走了十来里，忽然看见溃退下来的败兵和伤兵，知道情况不妙，就躲在小马庄不敢前进了。袁世敦见了他们直埋怨他们没有配合作战，跺着脚说：“今天恐怕我们都活不成啦！”后来，派往恩县的清军骑兵掉过头来救援平原，他们才在骑兵的保护下，灰溜溜地回到平原县城。森罗殿大捷鼓舞了义和团的斗志。他们乘势扩大了队伍，在茌平、禹城、恩县、东昌等地打教堂，惩办作恶的教民，为受害的群众出气伸冤。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春天以后，义和团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北京和天津一带了。他们到处张贴告示说：“洋人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
     我们练习义和神拳，为的是驱逐洋寇，保护中国。”当地群众纷纷起来响应他们，组织义和团，设坛练拳，和外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当时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谣，反映了义和团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 浑河（永定河）北，龙河南，村村镇镇立了团。哪怕官家把头砍，哪怕洋人闹得欢！百姓个个拿起刀，见了鬼子往上窜，剁的剁，砍的砍，只要齐心就好办。 这年夏天，义和团成群结队地涌进了天津城，和当地的团民联合起来，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清朝官吏和军队见义和团势力很大，不敢再叫喊“严行剿办”，而是处处让步了。从前，当官的坐轿外出，老百姓就得远远避开，不然就要遭毒打。如今团民们在街上走，遇到当官的就喝令他们下轿，脱了官帽站在路边。一听到“义和团来啦”，无论当官的还是士兵，都绕道回避。义和团白天在街上设坛练武，晚上则提着一对红灯巡街查夜，监视着帝国主义分子和清朝官吏的行动，很快控制了天津的局面。紧接着，义和团发动群众接连烧毁了十八所教堂，又闯进侵略者把持的海关道衙门。海关道吓得逃之夭夭，义和团取走了这里存放的枪支弹药。他们还砸开监狱，放出了以前被捕的义和团民和其他“囚犯”，把一切带“洋”字的东西改了名字，他们还派人到北京进行活动。北京早就有义和团员在暗中活动了。自从外地义和团进入北京，他们顿时活跃起来。广大劳苦大众也纷纷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大街小巷，墙边路旁，甚至贴近紫禁城景山后面的宫墙下也都设了拳坛。团民们一边练拳习武，一边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不下雨，地发干，全国教堂遮住天。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又有的传单写着：“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红灯下照，民不迷津；义和有教，不约同心。
     待到重九日，剪草自除根。”当时，北京城里所有的铁匠铺都火光熊熊、叮叮当当，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打造武器。团民们烧毁了除西什库以外的全部教堂，把外国公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还经常头包大红粗布，身穿大红肚兜，黄裹腿，红裹带，手持长矛大刀，雄赳赳气昂昂地进行武装游行。“还我江山还我叔，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万恶的侵略者无比仇恨的战歌，震撼着整个北京城。面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主张严厉镇压。军机大臣刚毅和御前大臣载漪则认为，义和团神通广大，可以利用他们去打洋人。慈禧听了这些话，想到外国使节们一直反对废掉光绪皇帝，不承认她立的大阿哥（皇位继承人）；不由得生了气，就决定采取两面手法，同意让义和团去和外国人拚命，企图让义和团和外国军队两败俱伤，自己好从中取利。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公历一九○○年六月），义和团发动了对外国使馆的围攻。慈禧一面派人到使馆外边督战，要义和团听她的号令；一面又派人到使馆去慰问，暗地里给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和水果，并打电报给出使各国的大臣说：“你们务必向各国转达：中国决不会和外国打仗。现在其所以这样作，是万不得已，请各国谅解。”又命令各省的总督、巡抚：“你们千万不要出面和外国人打仗。如果作战，就叫义和团出面，以免给以后的和谈增加障碍。”义和团没有识破慈禧的阴谋，在和外国侵略者作战中，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他们毫不畏缩，勇猛无比，使得龟缩在使馆里的侵略者惊恐万状。侵略者们看到难以招架了，只好向本国政府求救。当时，各帝国主义正想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瓜分中国，就悍然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了。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公历一九○○年六月十日），英、法、俄、美、日、德、意、奥八国的两千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的率领下，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立即动员起来，进行英勇抵抗。他们扒铁道，破坏桥梁，中途随时阻击，迫使侵略者不得不走走停停，边修铁路边行军。十一日夜间，他们走到落垡〔fá〕附近的时候，见铁路已被扒开，只好下车赶修。这时候，“杀洋鬼子”的吼声从两侧猛然响起。侵略军刚要抬头看个究竟，手执明晃晃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战士已经冲到了眼前。侵略军虽然有新式枪炮，也难以对付这迅雷不及掩耳般的突然袭击，抵挡几下，就被义和团杀得落花流水了。他们连滚带爬地逃窜到落垡车站，躲进车厢和车站里向跟踪追击的义和团战士射击。义和团战士无法接近，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抬来大抬杆（一种旧式土炮）向车站猛轰，打得车站里烟雾弥漫，四处火起。义和团战士冒着烟火冲进车站，杀上车厢，向敌人狠刺猛砍，直杀得侵略军哇哇乱叫，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没有被杀死的侵略军好不容易挣扎着，在十三日走到廊坊，又被义和团的勇士们包围了起来。侵略军用来福枪和机关抢扫射，子弹密如雨点。义和团战士仍然奋不顾身，冲到火车跟前，用长矛狠戳侵略军。当天夜里，留守在落垡的侵略军也向西摩尔报告说：“我们又遭到义和团的包围和猛烈攻击，请统帅马上派兵救援。”西摩尔急忙派一部分侵略军，带着大炮，赶到落垡去解围。
     他们刚到落垡，义和团战士们就冲了过来，一阵猛刺猛砍，侵略军吓得个个掉头逃命。有的刚拨转马头，就被义和团战士用矛狠戳，马倒人翻，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脑袋就搬了家。只因后边又来了一批侵略军，这伙强盗才没有被全部歼灭。侵略军统帅西摩尔眼看粮食将尽，枪支弹药也得不到补充，士气十分低落，守下去有被歼灭和饿死的危险，只得派出一列火车到天津去搬运粮食弹药。这列火车开到杨村，铁路又被义和团拆毁，车站的水塔也被义和团炸掉，火车无法前进。西摩尔慌忙下令，让侵略军从廊坊撤退回杨村，改由运河乘船前往北京。侵略军从廊坊撤退的时候，义和团的战士们又和部分爱国清军联合起来，乘势掩杀，攻进了廊坊车站。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左冲右突，挥刀猛砍。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马上跟上去。有很多青年不顾生死，奋勇杀敌，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丢下五十多具尸首，搀扶着一百多个伤员，狼狈地爬进车厢，逃到杨村。侵略军到杨村后，杨村附近的义和团又组织起来，在夜里进行了偷营劫寨。一队义和团战士悄悄地摸到车站的敌军帐篷，冷不防地打死哨兵，冲进帐篷，把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按倒，象砍瓜切菜似地杀死。等其他营房的敌人听到声音赶来的时候，义和团已经撤走了。他们“乒乒乓乓”地瞎打了一阵枪，没打中一个义和团战士，反而打死打伤十几个同伙。侵略军水路陆路都走不通，只好在援军的接应下，步行逃回天津租界。西摩尔心惊胆战地说：“要是义和团用的是新式枪炮，联军肯定要全军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