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虚构的神话时代已经结束、亦真亦幻的传说时代宣告开始。传说时代是原始氏族部落活动兴盛的时期，各氏族或部落联盟纷纷在历史舞台上一显身手，相互之间的战争与众多的发明创造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而人物名号则常常以氏族之公名的形式出现。例如共工氏，是伏羲氏之末至高辛氏时的一个强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其领袖人物为共工氏，以此名号作为氏族的公名。于是，凡共工氏部落的其他子孙部落、同盟部落及散处各地者，亦以共工氏为名号。同样“蚩尤”的名号亦非一人。“共工”、“蚩尤”这两个名号，都是作为上古氏族部落的“公名”出现的，而并非仅指共工、蚩尤本人。第三阶段为半信史时代的“自我名”。
     人物名号代表具体个人，为个人所占有：此即“私名”。自我名的产生来自“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需要两个条件：
     ①人类的意识已由原始社会的原始意识进入到文明社会的自觉意识；
     ②社会发展已为自我名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原始人的意识（原始意识）是在动物意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一种泛灵论和自然崇拜，最后发展为原始巫术观念和原始宗教。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原始意识呈现为一种幻觉式的意识，主体没有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所以原始人自然也就没有使用个人专用符号——人名的意识，他们所需要和认同的只是部落的公名——如同有熊氏、少典氏、共工氏那样的名号。
     只有当人类社会脱离原始时代，当人类意识由原始意识进入文明人类的意识，从而形成自我意识与反思能力以后，人类对自身的生命个体的意识才开始觉醒，才发现象征生命个体的符号——人名（自我名、私名）的意义与使用价值。于是“我”就终于从“我们”中脱颖而出，私名从公名中分离了出来。产生自我名（私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曰条件）是社会发展向个人提出了使用私名的必要性，这就是私有制的出现。从人名发展史考察，人类是先有公名，后有私名。私名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
     这一时期的人物名号显得特别错综复杂，我们很难确定公名与私名的具体界限，更不能推断私名从何时何人开始启用，而只能大致廓清公名向私名发展的必然趋势，厘定早期私名的一些命名形式。上古时代的“自我名”之得名由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类：其一，因德为名。人名之由来往往是该人的业绩、人格的反映。如尧（伊放勋）——高瞻远瞩的君主，《说文解字》：“尧，高也。从吉，在兀上，高远也。”舜（姚重华）——孝顺友爱的君主。禹（姒文命）——天神般的君主，大禹治水的伟业长期为中国人津津乐道。
     其二，因官为名。如尧帝曾改组政府，设九职，由下列九人担任：司空（工程部长）禹，后稷（农业部长）弃，司徒（内政部长）契，士（司法部长）皋陶，共工（建筑部长）垂，虞官（林业部长）益，秩宗（祭祀部长）伯夷，典乐（音乐部长）夔，纳言（秘书长）龙。因以官职称名，于是弃就叫后稷，垂叫共工。其三，因技为名。如尧时的大法官皋陶，此人同时又是陶灶的发明者，也作咎繇。释文：“陶音遥。”《通俗文》：“陶灶为窯。”窯即窑。
     故知皋陶即为皋窑，以发明陶灶为名。其四，以伯、仲、叔、季的排行为名。《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孔颖达疏：“元，善也，言其善于事也。”其五，尚有若干不明其命名根由者，如舜有七友：“雄陶、东不訾、方回、秦不虚、续牙、伯阳、灵甫皆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