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进入诸侯分裂割据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莫不将增加人口作为第一要务。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提倡施仁政于民，“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管子主张“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墨子将二十而娶，十五而嫁视为“圣王之法”。为广招徕，越王勾践对“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给各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原地区的小国负担更为沉重。如周灵王七年（前565年）楚伐郑，晋师来救，处于两大之间的郑国，只得“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每次会盟之后，各国都要向称霸的大国进行贡献，“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每贡献一次，用车百辆，千人护送，以致“民力雕尽”、“劳疲死转”、“道殣相望”。直接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
     如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楚围宋时，造成“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的惨剧。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和阻碍了人口的发展。从城邑的规模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郑大夫祭仲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按雉高一丈，长三丈，百雉当为三百丈，正与前说相符。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卫国（今河南濮阳南）破于狄，“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加上共（今河南辉县）、膝（今山东膝县西南）两地也只有五千人。卫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孔子一次偕弟子冉有去卫，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赞叹道：“庶矣哉”(11)，为数尚且如此稀少，其他诸侯国也就不难想见。《帝王世纪》记载：“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之十三年（前684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傧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12)。《通典》记载略同(13)。按自平王东迁，王畿所在仅及今河南省西部跨大河南北地方六百里。
     王畿以外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周王室又怎能对五千里内“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进行如此规模的人口普查呢？其说也同样不可为据。春秋时常以兵车若干乘作为国家大小的标志。据《司马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二十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后勤兵二十五人。前述卫国被狄攻破时有兵车三十乘，全国五千人约每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依此类推，大的诸侯国即千乘之国，人口约在17万左右，最大的晋国兵车四千乘，人口也不超过 70 万。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估计共有兵车二万五千乘，则有士兵87.5万，总人口约450万左右，仅及皇甫谧所云38％。春秋晚期在诸侯国“广土众民”的政策下，人口当有所增加，这从各国新修了一些大的城池一事，也可得到反映。
     郑国的京、栎，宋国的萧、毫，齐国的渠丘，卫国的蒲、戚等城，对各诸侯国来说，甚至形成“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而有“害于国”的威胁，但“土旷民稀”的根本局面仍未改变。如宋（今河南商丘）、郑（今河南新郑）两国之间，仍有大片空地，约当今河南杞县、通许与陈留镇的三角地区，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3年），郑国子产与宋国相约“勿有是”。次年郑战败宋，仍“以六邑为虚”。说明当时人口稀少，双方均感劳力缺乏而听任其荒废。宋、郑等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