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2)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1-06-20
为证明假设，布罗德班特（1956）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实验的原理如下：材料是三对不同的数字，每对数字中有一个数字呈现给右耳，另一个数字同时呈现给左耳，以间隔半秒钟的速度连续呈现数字对。在这种条件下，辨认信息的过程很难进行。实际上，被试不可能再现感知到的数字对。被试的自发性行为一般是先再现一只耳朵听到的三个数字，然后，有可能的话，接着再现剩下的三个数字。后三个数字再现的正确性低于前三个数字。这个结果符合“待待”在S系统中的信息是短时暂留痕迹的假设。由于时间的限制，被试只能选择一种信息源加以操作。如果呈现的速度减慢到每隔两秒钟呈现一对数字，那么被试都能正确地再现数字对。但是，还不能从这一模型出发，预言其他实验也得出同样的结果。3．瞬时记忆的广度——痕迹在短时间内的逐渐消失机制只允许有限制刺激量的再现。当实验条件以视觉或听觉方式一次性呈现无明显联系的单词序列，或选定的辅音和数字序列，使得有关的组织活动难以快速地把握这些材料时，所要证明的就是这一点。一个正常成人能够即时再现的单元数目在7±2区间内波动。这个限度就是瞬时记忆的广度：如果记忆超出了这个限度，再现的效率急剧下降。仅增加一个单元就足以阻碍记忆，如同康拉德1960年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在他的实验中，成人被试应即时再现刚才听到的8个不同数字的序列。实验有两种条件，在一种条件下，被试应在每个数字序列前加上数字“0”（该数字不包括在呈现的数字序列中）。第二次测验表明，这种条件下的序列正确再现率降至 37.5％，而在不加数字“0”的实验条件下，正确再现率可达72.6％。4．短时记忆的“储存”期限——如果剑桥心理学家假设的逐渐消失的痕迹迅速衰退，那么信息在“记忆”中存留的时间越短，越有可能被正确再现。在康拉德（1957）的实验中，8 个数字的序列用声音分别以慢速（每分钟30个刺激）和快速（每分钟90个刺激）呈现。
呈现之后进行即时回忆：信息呈现速度和即时再现都快的（缩短了“储存”时间）回忆成绩优于两者都慢的回忆。同样，康拉德在1958年证明用打字机打一个电话号码比用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来得容易，因为第一种活动比第二种活动更快些。但是，痕迹的这种机制仅持续极短的时间，对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只有十来秒钟。业已证明（P．Fraisse et C．FlorèS，1956），视觉接受的无意义刺激（二位数的数字和无规则几何图形），其即时再现与12秒钟的延时回忆之间没有相关：在即时再现中表现好的被试不一定在12秒钟的延时回忆中表现优良（反之亦然）。这说明即时再现和延时回忆不是一回事。最新资料表明，短时记忆的有效时间不超过信息呈现后的2、3秒钟。事实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往往只能感知到混杂的刺激，与长时记忆有所不同。在精细的实验条件下，能够改善长时记忆的重复呈现刺激和呈现间隔的增加，并不能改善即时回忆或2、3秒钟和延时回忆。这两个变量（重复呈现和呈现的间隔）的正效应只产生在4秒或4秒钟之后（Peter－son，1963；Peterson，Hillner et Saltzman，1962）。同样，荷兰心理学家桑德斯（内化）的最佳效果是在紧接着信息知觉后的几秒钟之内，在这个期限内进行心理重复有助于短时记忆向真正的记忆过渡。如果心理重复在 12 秒钟之后进行，则没有效果。但是，“重复”本质上是组织材料，我们下面探讨特殊“记忆”时，将碰到这个问题。5．短时记忆的条件——我们知道，只要组织活动和重建信息的限制条件降低到最低程度，一次知觉就能记住一定长度的材料（在布斯菲尔德实验中是30至40个单词）。一次知觉之后，信息的重建有时似乎取决于“记忆”的异质形式，人们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被试在短时记忆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活动的分拣水平。当材料难度大，能支配的时间短，组织过程只能组织数量的有限的材料。短时记忆就属于这种情况，短时记忆组织信息的时间是有限的（只有一次知觉），但却要完整而忠实地重建信息，结果导致组织活动效率的降低（再现的信息很少），并迫使被试在一切可利用的组织模式中间，选择一种最基本的、从长时记忆角度来看最不合适的模式。布罗德班特的两侧听觉实验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以加速度呈现的两种同质刺激同时到达两耳，被试会偏向于选听一只耳朵收到的信息，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再恢复另一耳朵收到的信息。这一策略根据左右两侧的听觉线索，分出两线信息，最后组织整个信息。这种最基本的组织方式不能产生真正的记忆，信息的再现还有赖于盎格鲁—撒克逊心理学家假设的“逐渐消失痕迹”表示的支持性过程。相反，在有发制的实验条件下，如果信息的结构允许使用另一种组织活动，那么再现的效果会提高。例如，材料作如下安排：一左耳：2去9被试毫无困难地把信息分为两组（谁去那里；2，3，9），每组信息在双耳交叉出现。牛津大学（Gray et Wedderburn，1960）获得的结果表明，布罗德班特实验中被试体验到的困难主要是不能找出最佳的组织方式。所以，短时记忆的条件不是必然地不同于“超短时”记忆的条件。许多研究证明，即使在信息把握不稳定的条件下，被试也能运用与“重复”学习性质相同的各种组织方式（分类，语义分析，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组织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不能确保良好的信息整合。
呈现之后进行即时回忆：信息呈现速度和即时再现都快的（缩短了“储存”时间）回忆成绩优于两者都慢的回忆。同样，康拉德在1958年证明用打字机打一个电话号码比用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来得容易，因为第一种活动比第二种活动更快些。但是，痕迹的这种机制仅持续极短的时间，对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只有十来秒钟。业已证明（P．Fraisse et C．FlorèS，1956），视觉接受的无意义刺激（二位数的数字和无规则几何图形），其即时再现与12秒钟的延时回忆之间没有相关：在即时再现中表现好的被试不一定在12秒钟的延时回忆中表现优良（反之亦然）。这说明即时再现和延时回忆不是一回事。最新资料表明，短时记忆的有效时间不超过信息呈现后的2、3秒钟。事实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往往只能感知到混杂的刺激，与长时记忆有所不同。在精细的实验条件下，能够改善长时记忆的重复呈现刺激和呈现间隔的增加，并不能改善即时回忆或2、3秒钟和延时回忆。这两个变量（重复呈现和呈现的间隔）的正效应只产生在4秒或4秒钟之后（Peter－son，1963；Peterson，Hillner et Saltzman，1962）。同样，荷兰心理学家桑德斯（内化）的最佳效果是在紧接着信息知觉后的几秒钟之内，在这个期限内进行心理重复有助于短时记忆向真正的记忆过渡。如果心理重复在 12 秒钟之后进行，则没有效果。但是，“重复”本质上是组织材料，我们下面探讨特殊“记忆”时，将碰到这个问题。5．短时记忆的条件——我们知道，只要组织活动和重建信息的限制条件降低到最低程度，一次知觉就能记住一定长度的材料（在布斯菲尔德实验中是30至40个单词）。一次知觉之后，信息的重建有时似乎取决于“记忆”的异质形式，人们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被试在短时记忆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活动的分拣水平。当材料难度大，能支配的时间短，组织过程只能组织数量的有限的材料。短时记忆就属于这种情况，短时记忆组织信息的时间是有限的（只有一次知觉），但却要完整而忠实地重建信息，结果导致组织活动效率的降低（再现的信息很少），并迫使被试在一切可利用的组织模式中间，选择一种最基本的、从长时记忆角度来看最不合适的模式。布罗德班特的两侧听觉实验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以加速度呈现的两种同质刺激同时到达两耳，被试会偏向于选听一只耳朵收到的信息，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再恢复另一耳朵收到的信息。这一策略根据左右两侧的听觉线索，分出两线信息，最后组织整个信息。这种最基本的组织方式不能产生真正的记忆，信息的再现还有赖于盎格鲁—撒克逊心理学家假设的“逐渐消失痕迹”表示的支持性过程。相反，在有发制的实验条件下，如果信息的结构允许使用另一种组织活动，那么再现的效果会提高。例如，材料作如下安排：一左耳：2去9被试毫无困难地把信息分为两组（谁去那里；2，3，9），每组信息在双耳交叉出现。牛津大学（Gray et Wedderburn，1960）获得的结果表明，布罗德班特实验中被试体验到的困难主要是不能找出最佳的组织方式。所以，短时记忆的条件不是必然地不同于“超短时”记忆的条件。许多研究证明，即使在信息把握不稳定的条件下，被试也能运用与“重复”学习性质相同的各种组织方式（分类，语义分析，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组织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不能确保良好的信息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