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政府很重视奖劝农桑，早在泰始四年（268 年）晋武帝即下诏，令郡国守相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并以此作为地方官考绩的依据。晋武帝还提倡早婚，于泰始九年（273 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以鼓励人口增殖。为防止世家大族乘废除屯田制之机，私占依附农民，史载：“武帝践位，诏禁募客，（王）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泰始五年（269 年），敕曰：“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中山王司马睦于咸宁三年（277 年）“遣使募徙国（中山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尚不及其封国邑五千二百户的七分之一，就被晋武帝夺掉王国，降作丹水县的县侯。太康元年（280 年），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制及户调式，农民负担较之屯田制军事管制下的强迫劳动有所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而占田数高于课田数的规定，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使大量流民垦占荒地，重新向国家呈报户口。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殖率提高的情况下，也使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的收入有了保证。于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反映出太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尽管西晋统治集团极端腐朽，内部矛盾剧烈，惠帝时“八王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永宁之初（301 年），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宝珠金银百余斛”，足见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富庶的程度。
     在西晋短暂的五十二年中，人口当处于不断增长之中，只是除太康初外，没有留下其它户口的记录而已。西晋政府到贵族官僚荫户数字，按品级高低作了明确规定：“又各以（官）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疑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西晋在规定品官荫庇宗族、佃客的限额时，对逾限者并无受罚的规定，世家豪族地主阶级从此得到公开取得特权的实惠，而限制的一面却起不了作用，他们除占有大量佃客外，私属“部曲”也为数很多，如罗宪死后，其子罗袭“统其父部曲”，王弥部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曹）嶷去”。至于私家占有的僮仆、奴婢，其数也不在少，如王戎“家僮数百”，石崇“苍头八百人”，苟晞有“奴婢将千人”。倘将世家豪族所拥有的大量佃客、部曲、僮仆、奴婢等从政府分割出去的劳动人口也计算在内，则西晋后期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已达到八百万户、四千万口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