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民的南迁，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人手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东晋统治者王导、桓温、谢安、刘裕等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切合时宜的政策，使南方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为人口的繁衍创造了物质前提。王导凭籍“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优越条件，于成帝咸和五年（330年）改革赋税制度，“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
     谢安又在孝武帝时期（372—396 年）实行“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的新税法。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流亡的农民又回到土地上来，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桓温、刘裕厉行土断，使政府从士族豪门手中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编户。史称：“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在东晋统治的“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由于政局稳定，经济有了发展，“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整个东晋时期，史籍独阙有关户口的记录，成为历代户口统计的空白点。前述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燕有户2，458，969，比西晋太康初（280年）相当地域的户数增加了1.2倍。西晋太康初相当于东晋统治地域的各州郡，有户791，600，倘亦按增长1.2倍计，则东晋太和五年有户1，743，698。但正如前述，西晋时期世家豪族“荫户”的情况极为严重，《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本身即有不实，而前燕只是在动乱迭兴，局面稍事稳定，封建经济略有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户口所达到的水平。相比起来，南方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在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和当地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下，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财阜国丰”、“家给人足”的东晋，人口当有更迅速的增长，其实际户数估计当不会少于300万。
     南朝刘宋王朝的创建者刘裕，作为寒门庶族地主代表人物，利用东晋后期腐朽的士族地主势力在孙恩、卢循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政治上日趋衰落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实行宽征省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改东晋时的计口收税为计赀收税，对“无赀之家”的贫民赋役剥削有所减轻。其子刘义隆又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植”，督责“游食之徒，咸令附业”，务使“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在政治上并做到了“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因而“内清外晏，四海谧如”。刘裕父子当政的近半个世纪期间，是南朝历史上政治相对安定，经济向上发展的小康时代。
     史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然而见于记载的刘宋户口数字，却异乎寻常地低落，据《通典》：“今按本史（刘宋）孝武大明八年（464 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又《宋书·州郡志》载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相加后为：户901，769，口5，174，074。西晋太康初相当于刘宋统辖地域的各州郡国，有户1，331，305，刘宋仅及其67.7％，如从刘宋与西晋辖县无变化的吴郡等十四个郡来看，除长江下游的三吴，江汉地区的南平，以及蜀中的巴郡，户数较西晋时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外，其他各州郡普遍成倍地下降。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数，既低于184年前的西晋太康初，也远不及 145年后隋大业五年（609）的户口数。
     后者相当于刘宋统辖地域的各州郡，有户3，958，748，超过刘宋三倍以上。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继三国之后又一次出现的这一低谷，显然与前述永嘉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以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休养生息，经济与人口均取得较大发展，“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的南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根据前面有关东晋人户不会少于300万的估计，经过元嘉之治，“氓庶繁息”，而幅员远比东晋为辽阔的刘宋大明八年，其实际户数当在300万以上。